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承诺与当前政策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张力。
一方面，相关制造业投资持续流入，德州仪器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和犹他州投资600亿美元建设晶圆厂，英伟达拟在美国建造价值5000亿美元的AI服务器，台积电已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650亿美元新建芯片工厂，显示出产业层面的扩张动力。
另一方面，当前政府推行的政策呈现出浮夸交易、预算削减与贸易政策混乱的特征，这一系列举措对美国长期竞争力基础产生影响，尤其体现在创新生态系统的维系上。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固依赖于尖端研究、熟练人才与稳定资本三大基本要素，而当前政策在这些方面的调整引发广泛关注。
从科研投入来看，美国创新优势的根基在于上游科学研究，这类研究是推动新产品与新产业发展的关键。历史数据显示，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联邦政府在民用研发上的投入接近GDP的2%，而当前这一比例已降至0.6%左右。
当前的预算提案进一步削减数百亿美元科研机构经费，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经费削减56%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（NASA）的经费也面临削减，这使得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整体缩减超过三分之一，可能创下本世纪科学支出的最低水平，对支撑长期创新的公共科学体系形成挑战。
在人才储备方面，美国长期依赖全球优秀人才，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数十亿美元初创企业由移民创立。但当前政策对外国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渠道加以限制，并收紧STEM人才的签证发放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流入。同时，针对现有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缺乏系统性规划，预计到2030年，美国芯片行业将面临6.7万人的人才缺口，电工等支撑工业增长的工种也存在供给不足问题，而类似《退伍军人权利法案》的大规模技能再培训计划尚未有效推进。
资本稳定性方面，尖端产业投资具有高成本、长周期的特点，一座尖端芯片厂的建设成本超过200亿美元，且可能需要十年才能实现收支平衡。但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削弱了私营部门的投资信心，短短六个月内，全面关税政策调整、《芯片法案》协议重新谈判、出口管制信号模糊等情况接连出现，导致企业倾向于推迟投资决策以维持现金流，抑制了长期投资潜力的释放。
若要激活私营部门投资，需通过明确政策提供稳定预期，包括保护战略性行业免受关税冲击、将《芯片法案》激励措施延续至2035年、为科技出口管制制定可预测路线图等。
出口管制作为影响创新生态的另一重要因素，其应用范围与精准度至关重要。合理的出口管制有助于防范前沿技术外流，但过度宽泛或缺乏精准性的管制可能阻碍创新生态的扩展。当前政府在出口管制上的单边主义做法，即未与盟友充分协调便实施管制，已影响跨大西洋信任，欧洲正积极探索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，这种趋势可能削弱民主国家科技生态系统的协同效应。
尽管美国仍拥有全球领先的创新生态系统，具备科研机构、工程人才、资本市场与盟友网络等优势，有潜力引领人工智能时代，但优势的维系需要持续投入与政策保障。
当前政策实践反映出对竞争力基础的忽视，若要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，需重新聚焦于科学投资、人才战略与稳定规则构建，以支撑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。
在全球创新竞争中，学习、建设与扩张的速度决定着未来格局，政策调整的方向将直接影响美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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